“石油币”救得了委内瑞拉吗

[11]这也是解决行政法源冲突的重要方式。

[79]对宪法社会学来说，尽管喻中博士与强世功博士反复强调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文本，但从研究成果来看，更多地是从经验性角度来阐释中国宪法运行的，可这不意味着宪法社会学不重视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不成文的、惯例化的制度而已。[78] 谢晖，注58引书，第40页。

其二，中国宪法权利的属性与保障。（高全喜，注2引书，第47—54页。】一、政治化实施：政治宪法学视角下的中国宪法实施面相对于政治化实施，需要强调它的两种意涵：其一，立足于中国宪法的根本法或政治法的假定，认为中国宪法实施的方式主要是政治机制而非法律机制，[1]这是政治宪法学研究取向之一，以陈端洪博士为代表。在宪法社会学看来，惯例化运行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面相。笔者曾从中国宪法（典）文本、中国主权结构与中国宪法权利实践三个维度入手，认为中国宪法权利具有二重属性：在权利主体上，阶层与公民并存。

喻中博士结合2009年人大与两高的工作报告总结出在思想政治上，无论是人大工作还是法院、检察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工作业务上，人大工作、法院工作、检察工作都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与检察院，其政治性优于、先于、高于法律性等政治惯例。林来梵：《宪法学讲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4页。② 这仅仅是就立法而言，宪法实施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公民的权利意识等等。

有些国家还以专门立法规定了国家机关组建中的纠纷裁决，如德国的《联邦选举审查法》规定，在选举的程序中，对于联邦议院议员选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对某位或某些议员的选举是否存在瑕疵，甚而不合法而丧失其议员资格等情况，由联邦议院根据《联邦选举审查法》先自行进行审查。与其它许多法律是关于国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规定不同，宪法性法律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规定。在政治领域，权力的运作往往只有宪法的原则性规定，相应的宪法性法律没有跟上，因此，具体的操作程序基本上还停留在依政策办事、依习惯办事的水平上，而政策的灵活多变、习惯的诸多封建色彩以及它们缺乏民主基础的保障，都与现代法制有相当的距离而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见陈新民著：《中国行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84页。

这是比违宪审查更重要的方面，违宪审查是宪法实施的一个渠道，但不是主渠道，宪法实施的主渠道应该是宪法的法律化，是通过立法将宪法原则规则化，再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去执行这些法律。总之，我国宪法未得到有效贯彻并不是因为宪法太原则（宪法应当也必须原则），而是因为宪法性法律太原则或根本没有宪法性法律，这是我国宪法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②。

① 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澄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中，宪法相关法中包括的公民权利的法律是保障和规范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见曹建明等合著：《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1994年12月—1999年4月），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367页。那么，宪法性法律在内容上有什么特征使自己区别于其它法律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类型并自成体系呢？它与其它法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又是什么呢？（一）宪法性法律与所有法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作为宪法的子法都是对宪法的规则化宪法是原则性的规范，是抽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是国家的出生证明，国家的基本要素在宪法中都应当有所体现，如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以及国民的身份（国籍）等等。①或者说，公权利是关系到权力的权利，它们或者产生公权力，或者监督公权力，是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立法进程基本上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因此，公权利才是国家权力产生的直接源泉，私权利在其中只有间接的作用，它们本身不构建国家权力，也没有直接改变国家权力，即便一个人因为不能就业而对政府不满，但只要他表达这种不满就已经是在行使表达自由权。因此，宪法性法律是紧紧围绕着权力与权利而展开的。②监督公权力的权利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愿等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在很多时候都超出了私权利的领域，是针对国家和政府的，即便是因为对本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上另一部分人不满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往往也是要求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或者对政府没有干预表示抗议。

而私权利是作为一个个人或私人组织的成员，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政治制度固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不能脱离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的，但它一经建立就反过来对经济、文化、社会发生巨大的反作用，政治权力的运作秩序如果缺乏合理性，它们就会严重干扰经济秩序、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政治领域中若权力混乱、权力失控、权力腐败，就会严重阻碍社会其它一切方面的发展。

[5](P183、208、409)再次，规范这些政治权力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自成体系。见李林：《紧急状态法的宪政立法原理、模式和框架》，《法学》2004年第8期。

这使宪法性法律在法律位阶上处于法律而不是宪法的层次，其效力和制定修改程序也与法律相同而与宪法有异，它们在形式上与民法或刑法没有明显区别。[3](P44)笔者认为，宪法性法律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法。如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对其它国家机关的监督权，但至今没有出台监督法。没有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就会失去保障，这些制度难以自我保护的特点使它们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驾护航，需要国家权力的呵护和规范。我们期望中国的宪法性法律早日建立健全，但它们只有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才应该出现。虽然所有法律都出自宪法，都是根据宪法的原则而制定的，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因此所有法律都与宪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各法律的内容不同、性质不同、地位不同，它们与宪法的关系其远近亲疏也就有所不同，有的法律离宪法近些，有的法律离宪法远些。

其中有一种分类是将法律中的一部分称之为宪法性法律，言下之意其它法律是非宪法性法律（虽然一般没有明确地这样表达）。从内容上看，宪法性法律与宪法调整的对象基本相同，都是以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及其相互关系为自己的调整对象，只不过宪法是宏观调整，宪法性法律是微观调整，因此宪法性法律可以说是宪法核心内容的延伸。

公权利、私权利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都需要宪法予以原则的、法律予以具体的保护，但由于公权利离国家权力较近，私权利离国家权力相对较远，而宪法是调整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律，因此公权利作为宪法权利中更具有宪法特点的权利，使得将其具体化的法律成为宪法性法律，而对私权利的保护则是其它法律的任务。由于这些宪法性法律涉及到改革最敏感的领地——对权力的改革，它的步履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要对习惯了恣意而为的权力进行规范，只有当法律具有了高于权力的力量和权威时才有可能。

① 有关论述可参看马岭：《规则之治？还是原则之治？》，《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将宪法原则原封不动地搬进法律而不是加以细化、具体化，法律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规则化的作用。

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因此它应该具备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即它们主要是由一些具体的、可直接操作的规则构成，具备法律要件的基本要素，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但我国长期以来围绕在宪法身边的宪法性法律几乎只有有限的几部组织法，这20年来虽陆续制定了一些宪法性法律，②但宪法权力法仍然很不完整。宪法性法律规范的国家权力是政治性的权力，它们本身组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系统，以区别于行政权力系统和司法权力系统。宪法性法律与宪法性习惯、宪法性判例所调整的对象和内容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前者是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后者是以习惯和判例的形式表达的。

宪法之下的众多法律是可以、也应该分门别类为不同的子系统的，如刑法系统、民法系统、行政法系统、经济法系统、诉讼法系统等，宪法性法律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法律系统。在宪法性法律中，一般先有国家法、组织法等，然后有宪法审查法、权力运行法等。

① 各国宪法对修改宪法的程序一般都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如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第8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第9项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第10项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等等都需要许许多多相关法律配套才能实现，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使之相应的行政法也极为庞杂。

李林教授认为《紧急状态法》也是宪法性法律。私权利是天赋人权，而公权利是人们后天因为需要（保护私权利的需要）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公权利的行使才导致公权力的诞生。

但我国宪法实施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宪法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几乎成为宪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的普遍认同。②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公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但这些仅仅是关于国歌的决议，不能等同于《国歌法》。如上所述，宪法的原则性特点就是宪法性法律所不具备的，宪法性法律在这方面具有的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的规则性特征。4、宪法性法律是权利法。

权力法的第二个层次是权力运行法，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国家权力行为法。笔者认为政治权利的表述不够科学，选举权是标准的政治权利，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经济、社会、文化性的。

见[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3页。它们通过将宪法内容具体化、程序化来保障宪法。

宪法有很多特点，并不是其所有特点宪法性法律都具备，如果这样宪法性法律就与宪法没有区别了，就等同于宪法了。参考文献：[1] 曹建明等. 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1994年12月—1999年4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2] 莫纪宏. 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3] [英]詹宁斯. 法与宪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4] 李步云. 宪法比较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5] 韩大元主编. 外国宪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6] 韩大元主编. 比较宪法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7] [法]西耶士. 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9] 刘兆兴.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0][法]莱昂？狄骥. 宪法学教程[M]， 北京：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① 行政法一般被认为是规范国家行政权力以及规范国家行政组织的法律，国家建立行政组织的法制，称为行政组织法。